以下是《電訊報》的分析
到目前為止，格拉斯納仍然留任。至少在某種程度上，是因為他自己也意識到此前的公開抨擊“越界了”，而水晶宮方面則希望他回到正軌，專注于完成俱樂部支付給他的本職工作。但如果他在合同今年6月到期前離任，真的會讓人感到意外嗎？而且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，他無論如何都會離開。
那么，到底發生了什么？
在一個主教練權力被不斷削弱的時代，他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被當作俱樂部的“公眾面孔”，接受高度審視。
他們成了對一切事務發聲的代言人，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挫敗感。一些主教練私下抱怨，他們被要求為早已不在自己控制范圍內的決策負責解釋。
他們不僅要面對希望越來越多干預事務的老板——如今在許多俱樂部，老板直接參與轉會決策已是常態——還要與體育總監，甚至醫療和運動科學部門共處，而這些部門同樣握有實權。
主教練還必須回應一些他們并不真正熟悉、且極其復雜的財務問題，比如要了解諸如PSR（盈利與可持續性規則）、SCR（陣容成本比例）之類的縮寫概念。
全權型主教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，而且這本身也有其合理性。運作最良好、最成功的俱樂部，往往采用的是體育總監+主教練的結構。權力不可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，尤其是——當這個人離開時怎么辦？
但問題在于，任命了這些頭銜，并不代表體系就一定能良好運作。
例如，太多體育總監在關鍵時刻“隱身”，而他們本該是負責制定和推動俱樂部整體方向的人。英格蘭在歐洲足壇中是一個獨特的存在：設有這一角色，卻幾乎不要求擔任者公開發聲、承擔責任。
阿莫林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“說漏了嘴”。在同一場發布會上，他表示自己希望“成為一名真正的‘經理’，而不是一名‘教練’”。但事實上，他此前在葡萄牙正是作為“教練”并在體育總監體系下取得成功，而在曼聯，他接受的頭銜也正是“主教練”。
當斯洛特在利物浦接替克洛普、被任命為“主教練”而非“主帥”時，最初也曾引發一定的不安；而在阿森納，阿爾特塔曾強烈游說俱樂部更改自己的頭銜。
在“主教練”這一角色內涵不斷被稀釋的同時，外界對他們的關注度卻在持續攀升。誰該被指責、誰該負責，輿論審視、網絡辱罵，再加上大量前球員進入媒體行業，共同構成了一個極其殘酷的環境。
這正在制造越來越多的緊張關系。主教練們心里很清楚：他們在一家俱樂部的任期，往往比過去短得多。根據英格蘭聯賽教練協會（LMA）最新數據，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英格蘭前四級聯賽主教練的平均任期已降至1.53年。
而自那以后，這一數字很可能還在繼續下降。舉例來說，在英冠聯賽中，只有樸茨茅斯的莫西尼奧一人，是從上賽季開始至今仍執教同一支球隊的主教練。
這使得主教練們更加意識到，他們必須盡可能保護自己的職業聲譽。
事實上，有一位主教練曾主動希望被解雇——就在球隊即將跌入降級區之前。原因是，如果球隊最終降級，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：“在我執教期間，球隊并不在降級區。”
他絕不會是唯一這么做的人。
這種割裂感顯而易見。理論上，主教練應當以俱樂部利益為先；但現實是，太多俱樂部將他們孤立無援，反而強化了“必須自保”的心理，使得主教練認為首先要對自己負責。
此外，還有自尊心的問題。主教練不喜歡被審視，不喜歡被批評，尤其是在他們并不真正擁有外界以為——或者俱樂部假裝他們擁有——那種權力的情況下。
于是問題來了：努諾、馬雷斯卡、阿莫林或格拉斯納所采取的“公開發聲”策略，究竟是在幫助他們，還是在傷害他們？
每個案例都不同，每家俱樂部也不同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這些事件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。
與此同時，也必須給予一定的同情。聚光燈全部照在你身上，卻沒有相應的權力，這種處境必然令人沮喪。俱樂部需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，明確權力歸屬，并清楚界定——誰該為哪些決定負責，誰該被批評，誰又該被表揚。
但足球從來就不是一個以透明和開放著稱的行業。
也正因如此，一些主教練才會選擇公開反擊、情緒失控、對外“開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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